任继周的学术“草原”

　　学人小传

　　任继周，兰州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24年11月生，山东平原人，我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草业科学开拓者。1948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1950年起任职于国立兽医学院(后更名为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甘肃农业大学)、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等单位。创建中国高等农业院校草业科学专业的草原学、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生态化学、草地农业生态学等4门课程，并先后主编出版同名统编教材。著有《草地农业生态系统通论》《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等专著14部，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草原牧草部分。创办《草业学报》、《草业科学》、《国外畜牧学——草原》(现名《草原与草坪》)三种刊物并任首届主编。创建了中国高等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中国唯一的草原生态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草业科学博士生导师、首位草业科学领域院士。曾获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第一获奖人)、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等多种奖项和荣誉称号。

　　1942年，18岁的任继周转学到重庆南开中学，读高二。学校对面是一片草地——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的畜牧试验场，从小就喜欢小动物的他经常去看那里的牛和羊。

　　正是这片草地，让任继周和草结下深深缘分。大学毕业后，他走向中国大西北的广袤草原，追逐少年时代就深深镌刻在心中的梦想，成长为中国第一位草业科学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选 择

　　1924年11月，任继周出生于山东临城县，父亲任萧亭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过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任继周弟兄四个，大哥很早就过继给亲戚家并早逝，二哥任继愈，三哥任继亮，任继周最小。

　　任继愈是任继周从小最信任和崇拜的人。

　　因为战乱，任继周小学和中学辗转鲁鄂川渝等地，初二转学到四川江津九中(现为重庆市江津二中)。恰巧那时，任继愈所在的西南联大研究生院，寄托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距江津九中不远，哥哥有时会来看望弟弟。

　　任继愈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决定安排任继周去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读高中二年级。1942年暑期，任继周进入南开中学，他是这所中学培养出的第73位院士。

　　南开中学一年的学费要花掉任继愈十个月的工资。早一年考上大学，就可以减轻二哥的负担。任继周体谅兄长的难处，一边学习高二课程，一边自学高三课程。高二结束后，任继周如愿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

　　学什么专业呢?任继愈建议：“我研究哲学有些务虚，你最好选实一点的专业。”任继周少年时身体虚弱，颠沛流离的中小学阶段，又经常吃不饱饭，心中有个让中国人能多吃些肉、改善营养结构的梦想，因此选择了畜牧兽医系。

　　1948年毕业时，在兰州办学的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兽医学家盛彤笙需要草原专业人才，经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王栋教授推荐，任继周受聘于国立兽医学院。经学校安排，他毕业后以兽医学院助教的身份，跟随王栋进修两年牧草学。

　　1950年5月，任继周和妻子李慧敏从南京出发奔赴兰州。这是一次艰难的旅行。当时，从西安到兰州还没通火车，他乘坐学校拉仪器的道奇卡车时常抛锚。这段路足足走了21天。这一路，走土路、睡土炕。到了兰州，任继周夫妇都成了土人。

　　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副部长、国立兽医学院院长盛彤笙精心安顿这对夫妇的生活：带厨房的三间房子，水缸里装满从黄河拉来的水，烧柴码得齐整，窗户纸也都糊上桐油，还专门给他一间16平方米的“牧草研究室”，里面有一张办公桌、一盏煤油灯、一个书架、一个单面试验台，几个玻璃尖顶种子瓶。

　　盛彤笙爱惜人才。其实，盛彤笙本人就是难得的人才，他在德国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攻读兽医学博士，到西北办兽医学院，1955年入选首批中科院学部委员。他的理想是要改善国民营养。

　　当时，恰逢西北军政委员会组织草原牧区调查队，盛彤笙安排任继周跟随调查队对甘肃草原进行了全面考察，还拿来家里的蔡司相机给他用。

　　甘南桑科草原、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这是任继周最早接触的真正的草原。接下来的几年，他跑遍了西北和内蒙古的多种类型草原。

　　“甘肃太好了，学校的实验室虽然简单，但我有大自然这个大实验室，我一下子被甘肃的草原吸引住了。”任继周在甘肃扎下根来，潜心研究草业科学70余载，并结出累累果实。

　　扎 根

　　1954年，由任继周执笔、王栋审校、盛彤笙作序的中国第一部草原调查专著《皇城滩、大马营草原调查报告》出版，这是任继周草原岁月结出的第一颗果实，也是我国第一本具有草原畜牧业意义的草原调查报告。

　　要深入开展草原定位研究，必须建立试验站。可是，经费、设备、人员编制、交通工具，一无所有。

　　任继周不怕。1956年6月，海拔3000米的天祝县乌鞘岭马营沟，他的临时驻所与实验室落成了。其实，那里只有两顶白色帐篷，却是我国第一座高山草地试验站。“夜闻狼嚎传莽野，晨看熊跡绕帐房。”任继周的诗句记载了当年的生活状况。

　　建站初期，任继周每周前三天在兰州教课，后四天到天祝草原站开展实验工作。从乌鞘岭火车站到马营沟试验点，山路崎岖，蹚水过河，河水冰冷刺骨。为了不耽搁从试验点到学校的上课时间，他早上四点钟就得起床赶火车。

　　“我很幸运能在甘肃做牧草研究，甘肃生态类型丰富多样，横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还有内陆河流域的荒漠地区，从湿润到干旱，从低海拔到高海拔，草原类型齐全，如果不是在甘肃，我没有勇气也没有基础去思考具有全球意义的草原分类。”任继周说，我国曾学苏联的草原分类法，按植被来分，但这种方法可用于局部地区，不能用于全球。

　　20世纪50年代末，任继周提出草原的气候—土壤—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在气候、土壤、植被三者中，气候最稳定，土壤次之，植被稳定性最差。如果把植被放在前面，就很难做大的类型区分，厘清这三个要素的顺序及关系，草原分类问题迎刃而解。这一综合顺序分类法精确、稳定，已成为唯一可以覆盖全世界的草地分类方法。

　　在扎实的草原学调查基础之上，任继周编写《草原学》教材，成为第一部大学草原学教材，被农业部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成果。

　　通过实地观察，任继周发现，青藏高原的草场上，上万年时间形成的黑色草毡土，草根絮结密实，草长不好，但老鼠洞周围的草长势很好。他受老鼠洞启发，间隔50厘米挖一道沟，草的长势明显向好，但多少还是有些破坏植被。如果只划破草皮不开沟，对植被就没有影响了。

　　可是，只划拨草皮，犁需要用好钢，拉犁的动力要很大，这些都没有条件解决，难住了任继周。一位记者把任继周遇到的难题告诉了时任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谭震林便让第八机械工业部来帮忙，合作研制出我国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

　　燕尾犁划过，草皮切开个缝隙，通气透水，原来仅有两三寸高的草能长到半米左右。

　　计算草原生产能力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的地方按产多少草计算，有的地方按牲畜头数计算，这些计算方式都无法全面衡量草原生产能力。而标准就是指挥棒，不当的标准会误导生产，贻害草原。

　　“牧业学大寨”的时候，用牛羊头数来计算草原生产能力，有些县、旗“放卫星”，拼命增加草场的牲畜数量。一个县、旗牲畜达到百万头就获牧业学大寨旗/县称号。但载畜量过大会给草场带来灾难，导致草场严重退化。为了保证头数，还会出现养“户口牛”的现象，养肥了又饿瘦了，就那样一直养着，不考虑出栏率。

　　1973年，任继周的学术集体提出了评定草原生产能力的指标——畜产品单位，草原生产能力就是单位面积的草原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可用畜产品数量。这一指标体系的提出，结束了各国各地不同畜产品无法比较的历史，后来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

　　“文革”期间，教学科研都受到了冲击，虽然在学校被批斗，但天祝的高山草地试验站却相对安静。在全国率先开展草地定位研究的同时，任继周的团队还深入进行了草地围栏、划区轮牧、季节畜牧业等一系列科研活动，改良天然草场，设计管理草原系统，大幅提高了草原生产能力。